台灣一貫道的復興歷史
一貫道傳至臺灣，是臺灣光復以後的事。“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印行的宣傳冊子記載：“臺灣天道系戰後由上海、天津、南京、常州、哈爾濱、安東（即今丹東，引者注）、寧波、成都等地傳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10月25日中國政府恢復在台行使主權，臺灣重回祖國懷抱，上海、天津等地的一貫道壇口隨即紛紛派人前往臺灣傳道。最早到臺灣發展的是寧波寶光壇的陳文祥、楊倚文夫婦和鮑炳森，陳文祥夫婦都是臺灣本省人，陳留學日本，楊求學上海，1935年在上海共同創立“愛華醫學院”，1942年在南京由汪精衛偽政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孫祥夫、稅警司令李麗久引導下一起加入一貫道，陳並成為汪偽政權陸軍醫院院長。日本投降、汪偽政權覆滅後，夫婦倆于1945年11月離開上海回臺灣專事一貫道傳道工作。1946年1月13日在宜蘭縣德陽村設立“天德佛堂”，這是臺灣一貫道第一座佛堂，堂主李文德；五天后又在臺北市大龍峒（今臺北市伊寧街）設立“歸元佛堂”，這是臺灣一貫道第一座公共佛堂。1946年之前到臺灣傳道的還有上海寶光壇的蘇秀蘭、鄭德祥、張德福、吳信學等人；天津文化壇的孫路一、朱傑南、陸安平、李文錦、聞道弘、賈慶仁、商明軒等人；常州博多壇的匡佩華等人；廈門基礎道場的唐紹繼、解昭武、劉遵三、曹鐵善、黃自然、袁煮鴻、袁煮鄂、顧祥麟等人。
1947年國共爆發內戰，1949年新中國成立，1950年開展聲勢浩大的取締反動會道門運動，一貫道許多道首紛紛逃離大陸，漸次聚集臺灣，寶島臺灣成了一貫道各組線道首的聚集地。此時的臺灣雖已被日本統治了五十年，日本實行“皇民化”教育，妄圖滅絕中華文化也有了一定效果，但臺灣同胞畢竟是中國人，內心深懷民族之情，渴望中華文化得以傳承。一貫道教義正好符合臺灣同胞這種心願而得以傳揚。“由於本地為閩、粵移民社會，民風淳樸，禮敬神明，篤信民間三教信仰，大道傳入後，廣受一般民眾之認同與信仰，求道者絡繹不絕。”早期一貫道各組線在台傳道，是沿著一貫道傳教者來台交通線進行的。北部的基隆是往來大陸各港口城市的大碼頭，所以各組線大多從基隆開始，漸次到臺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東等城市為據點傳道，吸收道徒。同時向周圍鄉鎮拓展，因此當時道徒多以勞工、農民和小商販等基層社會人士為主。至1960年代後，逐漸向中、上層社會發展，知識界及官員、商賈入道者增多。到1980年代以後更加蓬勃，並大舉向海外發展，至今已成為一個佛堂遍佈全台、道徒普及各個階層的大教團。
但一貫道在台發展並非一帆風順，相反，充滿艱辛，歷經磨難。一者是被臺灣當局認定為邪教，長期遭受查禁打壓。幾乎與大陸同時，臺灣當局以“以維良風，免資匪用”為由，自1951年開始查禁一貫道。是年2月，台“行政院”密電“保安司令部”，認為一貫道在臺灣發展很快，擔心為“匪”（指共產黨）利用，對於一貫道活動要依法查禁在案。一個典型的案件是1953年農曆3月15日，一貫道法聖組在臺北市舉辦“老母大典”，台“警備總部”接報立即派警前去緝捕，其中搜查到一部油印機，認定是用來印製傳單為“匪”宣傳的鐵證，遂判定該組線非法集會，陰謀製造禍亂，在偵訊中，將該組線領導人孫德椿打得死去活來，逼問是否共產黨特務。就在這一年，台“內政部”引用當局《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將一貫道定為邪教在查禁之列。1958年4月又重申此令。
1960年2月5日，時任臺灣省主席周至柔再度發佈嚴厲查禁一貫道的命令，當時臺灣的報紙是這樣報導的：
“據說本省之一貫道，又叫白蓮教，民國三十六年傳入臺灣，首由台中縣開始，在豐元及苗栗等地設壇佈道。曾經取締，滅跡一時，現在又死灰復燃，當前並以苗栗等地十八個鄉鎮為主要的活動區域。教規森嚴，教徒對外保持極度秘密，父母兄弟都不能相告。該教專門研究劉伯溫思想和息戰論，以信仰一貫道可以避禍息災，逢凶化吉，而誘鄉愚人入教。其教徒大部分為無知婦女，本省人占80％，外省人占20％。為掩避治安人員耳目，在研究之教義中，增加三民主義國父遺教，而實際則為出世思想。治安當局認為此一貫道過於迷信，且教規荒誕，影響倫常，出世思想影響民心士氣，決予嚴加取締。”
針對官方取締行動，一貫道各組線似乎沒太在意，仍繼續在各地傳道，發展道徒。一貫道領導人甚至在報端刊登廣告進行公開辯解和說明，試圖說服當局改變禁令。但他們的努力不但無濟於事，反而激起當局變本加厲。1963年3月19日，臺灣省警務處通令各縣市警察局加強取締，剎時臺灣各地風聲鶴唳，掀起了一場嚴查運動，以期徹底消滅一貫道。這年5月5日，臺灣當局“警備總部”正式宣佈要嚴懲一貫道。該部發言人王超凡將軍對外表示：一貫道教義歪曲，妨礙善良風氣，前經“行政院”明令查禁，並由“內政部”先後轉知各級主管官署在案，但該教竟於查禁期間，籍“鴨蛋教”、三期新興佛教等名義，從事非法活動，更於3月間公開在報章刊登廣告，頌揚邪教。近複據報，該教傳教活動時，舉行裸體集會，傷風敗俗，更有對無知良民斂財、姦淫、恐嚇等非法活動，且散播謠言，為“匪”張目，不但危害社會治安，有違現行“國策”，並有為“匪”利用之虞。“警備總部”為維護社會治安，保障“國家”安全，頃已下令依法嚴予查禁，如仍有不肖之徒玩法敗德，本部決依法嚴懲。
5月8日，該部再通知各地員警機構，對尚未停止活動的一貫道，一律嚴厲取締。台“內政部”亦于同日重申前令，飭各地主管官署嚴厲查禁一貫道，並希望民眾參與揭發，以期根絕。6月8日，台“司法行政部”（即現在的“法務部”）亦通令各級法院，對於一貫道的活動，如觸犯刑章者，應依法嚴予究辦。在臺灣當局強大壓力下，一貫道在台主要組線如寶光、基礎、法一、文化、師兄等派有關領導人，不得不于當年6月10日，分別在臺北、高雄等地發表共同聲明，表示因為沒有向當局辦理合法登記手續，當局要禁絕該道活動，所以從當日起，絕對遵從當局命令，切實停止活動，自動解散一貫道。
二者是遭受新聞傳媒捕風捉影，冷嘲熱諷，嚴辭批判。也許是因為傳統中國官學階層長期存在對一貫道這類民間宗教瞧不起的傳統，也許是一貫道教義體系尚不完整嚴密多有可攻之處，也許是一貫道傳教方式比較神秘、迷信成份居多，也許是一貫道教團和信徒本身攻關不夠，但恐怕更多還是因為開放報禁前，臺灣新聞傳媒多受當局嚴格控制的緣故，總之一貫道在臺灣，從一開始就不受新聞傳媒待見。翻閱臺灣前“立法委員”沈智慧女士贊助編印的剪報影印本《一貫道由非法到合法的歷史記錄》，當時對一貫道全是負面報導，且多以“據聞”、“據悉”－－也就是多以道聼塗説的情況來報導一貫道的活動，行文要麼冷嘲熱諷，要麼嚴辭批判，而更多是兼而有之。茲信手摘若干報導標題、副標題，端看當時臺灣報刊如何看待一貫道：
《聯合報》－－
1959年3月23日報導：屏東邪教神奇詭譎，暗中傳播七八年信徒遍全省，警方曾搜集資料唯所獲無多。
1963年6月10日報導：一貫道是邪教，為首的覺悟了，南北三幫派今宣佈解散，以後再發現將依法嚴辦。
1970年6月23日報導：竹崎山區發現邪教，教友不分男女，都要脫光宣誓。
同年8月4日報導：夫子之道一以貫之，神棍籍名蠱惑鄉愚，林忠被捕供承志在斂財，治安當局電令移送法辦。
1980年3月10日報導：糖衣如蜜，一貫道魔高一丈；拍案驚奇，大專生竟被蠱惑。迷迷糊糊上壇聽道，一女學生成了引保師，願掃地奉茶竟如此犧牲，啥名堂令人處處疑雲。
《徵信新聞報》和後來改名為《中國時報》－－
1963年3月11日報道：鴨蛋教遍後龍，內有公教人員，秘密活動接觸頻繁，婦女被誘，加入甚多。
同年4月7日報道：打破鴨蛋問到底，台中破獲總教堂，夫妻二人任男女壇主，宣傳品中主張教徒奉獻身體，倡怪論說吃鴨蛋可防原子彈。
同年5月9日報道：一貫道一團糟，淫邪誘人入教，恐怖手段控制教徒，背景複雜嚴予查禁。
1965年5月31日報道：嬌妻半夜出走，原是鴨蛋教徒，基督之家出了異類，丈夫告狀人神不寧。
1971年2月20日報道：邪門歪教，誘人開礦興建寺廟，騙得錢財置產納妾。幾個惡劣分子，分別判刑罰金。
1977年4月6日報道：誤信邪教真害人，導致精神分裂症，三人異常，送醫治療。
1983年3月21日報道：一貫道死灰復燃，誘婦女從事不法，神壇當作觸角，多人下落不明，活動日慚猖獗當局積極查證。
《中華日報》－－
1961年5月4日報道：迷信一貫邪教，弄得神智不清，中縣府一女工友近日來哭笑無常。
1963年12月6日報道：樓下賣肥皂，樓上傳邪教，一貫道陰魂不散，兩徒眾被捕法辦。
1970年8月6日報道：一貫道逆倫敗德，老翁迷途知返，妻兒竟成陌路。
1974年5月14日報道：白天麇集聽講經，夜煉床上八段錦，新莊破獲邪教捕五十餘人。
1980年6月25日報道：一貫邪道吹到苗栗，家人沉迷送掉父命。家成大本營又不忍心報警，一吳姓青年求教家扶中心。
《民族晚報》－－
1963年3月8日兩則報道：1、鴨蛋裡的秘密，此教邪裡邪氣，一貫道餘孽暗滋長，治安當局全面調查。2、教徒光蛋聚會，裸體舉行神交，妖精古怪破壞家庭，活動時間都在夜晚。
《中央日報》－－
1963年3月22日報道：“鴨蛋教”怎樣騙人？－－一位被誘入教者的自述。
1982年2月4日報道：一貫道害人，三姊弟入迷，老父傷心提出檢舉。
《大眾日報》－－
1970年11月28日報道：啥子一貫道，根本瞎胡鬧，集集分局查獲一起，男男女女分處拘留。
1971年5月30日報道：男女老少脫得精光，跳呀鬧呀員警趕到，旗山一貫道昨朝統落網。
《台灣日報》－－
1979年5月2日報道：一貫道害人不淺，多少人妻離子散。秘密傳歪道，夫妻禁同床，信徒入歧途，家庭遭破壞。
1980年3月2日報道：邪教披神秘外衣，素食成連絡標幟，蠱惑年輕男女值得警方重視。
從上述報道內容看，傳媒對一貫道極盡抹黃、抹黑、抹愚之能事，並以“鴨蛋教”渾名（一貫道徒吃素，但可以吃蛋，當時一貫道徒比較清貧，台灣的鴨蛋又比雞蛋便宜，於是一貫道徒多買鴨蛋吃，這與社會上人們對吃素的觀念有所出入，於是坊間就給一貫道起了個渾名“鴨蛋教”）和捕風捉影之傳聞，以揶揄、嘲笑的口吻加以輕蔑和批判。當時台灣絕大多數媒體認為，一貫道邪就邪在擾亂倫理、敗壞道德、愚昧迷信、秘密集會等方面。
按理說，傳媒記者對社會上出現的問題，完全可以進行深入采訪，瞭解真相，再作報道。但幾十年間台灣媒體似乎沒有這麼做，對一貫道的報道完全是在配合當局的取締行動。所不同的是，傳媒對一貫道的攻擊，基本上是從社會問題的角度展開，與當局多從政治角度取締有所不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宋光宇接受當局任務，在對一貫道進行調查研究的時候，曾從分析台灣當局取締一貫道理由的角度，對《聯合報》資料室搜集該報1959年至1982年2月有關一貫道118條消息報道內容作了分析，每條消息報道一貫道活動的內容可能涉及幾項內容，多寡依次是：未經事先報備私下秘密集會81條，離群索居行動怪異18條，詐財17條，家庭失和15條，裸體禮拜9條，吃素導致營養不良9條，宣揚三期末劫5條，妖言恐嚇4條，信教後導致精神異常3條，姦淫2條，匪諜嫌疑2條，宣傳反戰及愚民2條，呼籲停工減產1條，稱王稱帝1條。他研究發現，“歷年來見諸報端的取締一貫道的事實，大都只是一些家庭糾紛和一群人未經事先報備而私自集會，並沒有像警總所揭諸的取締理由那樣的事情發生。”可見媒體雖然在全力配合當局，但對一貫道性質的看法與當局並不一樣。然而，當時媒體對一貫道的看法完全是負面的，是反對的，這對一貫道在台灣的傳播與發展自然很不利。
三是其他宗教團體忌恨交加，落井下石，強烈排斥。一貫道在台灣迅速傳播與發展，除遭到當局取締、傳媒攻擊外，也遭到其他教派的指控、忌恨和排斥。其他教派與一貫道的衝突，首先表現在對一貫道進行政治指控。1978年，台灣“中國孔學會”鄭燦出版《中國邪教禍源考》，並請台灣道教的蕭天石、佛教的釋廣定、基督教的周聯華、回教的定中明、孔學會的孫炳炎等代表人物各撰序言一篇，並另結集為《天道指南》，於1980年雙十節出版，以示五教共同反對一貫道。該書歷數中國歷史上帶有宗教色彩的農民起義事件，認為都是一貫道的源頭，說一貫道旨在“反民（指“民國”，引者注）復清”。一貫道“天生的就是個叛亂的胚子”，必須立刻加以消滅，才能消弭於禍亂於無形。
在對一貫道的攻擊中，佛教團體尤其激烈。台灣的“中國佛教會”及一些和尚或出版小冊子、或著文攻擊一貫道。如臺北佛教書局出版釋回明的《暗路明燈》、釋宏妙的《天道真傳》、施文塗的《我怎樣脫離一貫道》、《天道指南》、《歧路指歸》和《回頭是岸》等，都是批判一貫道的小冊子。佛教對於一貫道的攻擊，一是指責一貫道剽竊、曲解佛教經典和教義，如一貫道所謂“釋迦退位，彌勒掌天盤”和“龍華三會”，就是對佛教《大藏經》中的《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和《佛說彌勒下生經》的剽竊和曲解，特別是說彌勒要取代釋迦牟尼佛下生度化世人、說“僧家子失卻了三皈五戒”等，顯然對佛教大不敬而遭至佛教人士重重反擊。
而就台灣宗教發展現實而言，教派之間爭鬥的原因更多在於爭奪信徒和利益。台灣一貫道研究學者宋光宇認為，其他宗教與一貫道之間展開的這場激烈的“宗教戰爭”，“最根本的目的，還是脫離不了爭奪信徒和一切隨信徒而來的利益。”另一宗教學家楊惠南認為，一貫道與正統佛教之間的衝突，除了對教義的分歧與瞭解不夠外，更多是“兩教教團勢力的相互傾紮”。當時台灣佛教有一奇怪現象，即正統佛教寺廟不太參與民間各項服務活動，反而那些神佛並供的寺廟，如臺北龍山寺、北港媽祖朝天宮等深入民間各個階層。一貫道走的是民間傳播的道路，一貫道在台灣迅速傳播和發展，吸走了大量被佛教團體認為理應是他們的信徒，特別是那些信了一貫道的人捐獻多多，一貫道佛堂一座又一座地蓋起來，社會慈善公益事業開展得紅紅火火，這又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一貫道發展壯大，佛教界自然大為不滿，忌恨交加，視一貫道為大敵而加以嚴厲攻擊。
爭取合法化的艱苦努力過程
一貫道源自民間宗教秘密結社，打自建立就被統治當局認為其思想和組線與社會主流思想與秩序相對立，因而一向被視為異端和叛逆而遭到嚴厲鎮壓，因此，一貫道一直處於非法狀態。當然，過往統治當局對類似民間宗教團體，除了鎮壓取締，也沒有制定過甚麼合法化的規定和標准，一貫道自然也就沒有甚麼合法化可言。1927年國民政府北伐勝利定都南京後，開始制定規章對各種團體進行管理。當時國民黨當局規定，所有宗教團體成立，需經國民黨縣以上黨部核准，核准後向當地縣以上政府備案。此後國民黨中央幾經研究討論，出臺了《人民團體組線方案》。1929年和1932年，經行政院核准，內政部在全國範圍內對宗教團體進行過兩次調查，並分別定為宗教、慈善、公益團體，准予登記備案，納入政府管理，也有少數被定為邪教加以取締。一貫道標榜不問政治，也不參與政治，只追求個人靈修和教派成長,張天然在《暫定佛規》中曾說：“溯自餘修道以來，傳道有年，概不涉及政治，無非紐正人心，惟講仁說義，效法古聖先賢，只論俎豆馨香而已。”所以一貫道並沒有進行登記。抗日戰爭期間，張天然利用與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偽政權良好的關系，在淪陷區大弘其道，使得一貫道快速成長為全國第一大民間教派，此時一貫道更毋需登記。抗戰勝利後，一貫道一時聲名狼藉，國民黨當局出於社會輿論壓力，曾於1946年1月31日公開下令解散一貫道，並以漢奸罪向法院起訴。後經一貫道內部多方活動國民黨多位高官要員，國民黨當局於1947年7月撤銷了對一貫道的查禁與起訴。同年8月1日，在國民黨中央社會部授意下，一貫道改名為“中華道德慈善會”，並經內政部立案批准為慈善團體，這是一貫道第一次經當局批准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公開掛牌在全國活動。
然而好景不長，抗戰勝利不久，國民黨發動內戰，而且以失敗告終。大陸解放建立新的共和國政府，一貫道因反共在大陸被堅決鎮壓取締而徹底覆滅，與國民黨一起到台灣的一貫道，不久也被認定為邪教而遭國民黨當局取締，再度淪為非法民間教派。
從1951年一貫道在台灣被查禁，到1987年禁令解除，台灣當局明確宣示一貫道是可以公開傳教的教派，一貫道在台灣為了合法化，整整努力了36個年頭。
一貫道人士第一次在台申請合法登記的努力是在1959年。當時國民黨當局為配合政治上反共，雷厲風行查禁一貫道，一位在台灣省警備總部第三組任組長，且兼具“國民代表”身份，名叫鄭邦卿的一貫道教徒，公開在報端刊登廣告為一貫道辯護，並在台灣一貫道內有重要影響的寶光組領導人陳文祥、基礎組領導人張培成的支持下，自許為一貫道信徒代表，於當年6月29日向當局遞交申請書，要求當局准許民眾自由信奉一貫道。申請書全文如下：
“申請書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六月廿九日
事由：謹將一貫天道實況詳陳，懇援信教自由憲章，准各地道堂宣講道義，以便自由信奉。除由各地道堂就地向該管治安單位聯絡外，請轉飭，隨時派員加強考察，以杜冒混，而慰民望。由
受文者：
一、竊查一貫天道，乃集儒、釋、道三教之大成，教人以寡欲修身，明心見性，遵倫理，守綱常。生則入世而為完人，死則出世而為仙佛，消夙孽而脫苦海，登彼岸以超輪回，實為一最進步的宗教。邦卿信奉有年，修持虔誠，亦深信如人人信仰，個個奉行，對於社會風氣之改良，與乎秩序之安寧，實有莫大之裨益與影響。政府為化移俗美計，對此純粹的宗教允宜力予贊助，布未可作任何程度之摧殘。近據報載，政府明令，誤認天道為非法組線，嚴予取締雲雲。又據報載，法籍神父房如晦控訴中共迫害宗教，謂‘道教中的一貫道受迫害最巨大，一百二十二人在一天內被逮捕’（錄自本年六月廿三日《中央日報》第二版），天道同仁不勝惶惑，以為天道之不見容於大陸竹幕，猶可說也；其所以難容於開明民主之自由中國，迨由於政府對天道內容未盡明瞭，而異教者忌之，而從而誣謗中傷。有以致之耳。僉以邦卿曾任公職多年，忠貞誠實，宜為政府所信任，為代表，將天道實情向當局坦率詳陳，以釋誤會。邦卿義不容辭，謹不揣淺陋，將一貫天道過去及現在概況，述為附件，恭請
鑒察，請援信教自由之憲章，視一貫天道為宗教，准各地道堂宣講道義，以便自由信奉。除請由各地道堂主持人就按時完成向該管治安機構聯絡，俾免誤為非法集會外，擬請轉飭各該在關機構，隨時派員加強考核，以杜匪徒冒名混充；或有奸宄混跡，藉名招搖，亦請查明，嚴懲首從，庶免玉石俱焚，而安靖社會秩序，以慰民望，不勝馨香頌禱之至。
二、再者，天道宗旨，在於借假修真，主張虛靈寂靜，不欲張揚，尤戒炫售，所有本案及附件，暨處理經過，務懇作為機密文件處理，並切屬承辦人員，勿交由報社記者，公諸報端，不勝企禱，合併陳明，伏祈垂察。
三、本件正本分呈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家安全委員會核示。副本分呈內政部、國防部總政治部、安全局、情報局、調查局、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憲兵司令部、台灣省政府民政廳、警務處、刑警大隊、各縣市警察局察照，暨各縣市員警分局、派出所、陽明山員警所察照，並由各地道堂專呈及洽辦，及分送天道各地道堂查照，均連附件，計台灣省天道實錄一份。
一貫天道信徒臨時代表人鄭邦卿（印章）謹呈
住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九六巷十三號”
但是，鄭邦卿的申請非但沒有得到當局的批准，反而引發更為嚴厲的迫害和取締，以至到1963年6月，一貫道各組線領導人被迫自行宣佈解散一貫道。但一貫道並沒有因此放棄走向合法化的努力。如基礎組的張培成，就與道教的一些領袖共同發起成立台灣省道教協會，並擔任過副理事長、代理理事長等重要領導職務，他領導的基礎組和部分寶光組，就以道教協會成員的合法身份發展；也有一些一貫道組線，如彰化、雲林、嘉義一帶的一貫道，則加入當地縣市佛教協會，以佛教協會會員的身份活動；還有的一貫道組線，如陳文祥領導的寶光組和部分文化組，則與國民黨支持新建立的民間宗教軒轅教結合，以求發展。
但上述做法終歸是以他教名義，寄人籬下，並非合法化。一貫道領袖們當然不滿足於以這樣的方式發展一貫道，在此期間，也曾嘗試再以一貫道或改名的方式申請註冊登記。據張培成透露，在1967年間，已在台灣隱退幕後的師母孫素真，看到一貫道傳道活動經常遭受取締，信徒不時被捕關押和毀譽而感到很難過，便私下囑咐張培成設法向當局註冊。張培成嘗試用一貫道的名義提出註冊立案申請，台灣當局明令“不准立案”；改以“理性天道”的名義提出註冊，同樣被拒絕。孫素真得悉註冊如此艱難，只好無奈地表示：“如此麻煩，等以後再說罷。”這可以看作是一貫道在台灣進行第二波爭取合法化的努力。
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台灣經濟高速成長，台灣要求社會開放走向自由化的呼聲高漲，一貫道領袖們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於是加大爭取合法化的力度，著重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一是積極主動拉關系，刻意討好當局和主管官員。
雖然一貫道遭受當局打壓，但一貫道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場合，總是不忘頌揚台灣領導人蔣介石和蔣經國的“德澤”以及台灣所取得的成就，即便是扶乩鸞訓也不忘為台灣當局歌功頌德。一貫道台南寶光玉山支線領導人王壽，因商務糾紛被判坐牢三年，在獄中，他積極配合管教人員做服刑流氓等被管訓分子的感化工作，花錢給管教人員送禮，給獄中難友送醫送藥。特別是他利用所學土木工程技術，帶領受刑者工程隊，出色做好監獄各種修繕工程，深得管教所稱贊，以至於管教所長都被他發展入了一貫道。出獄後員警問及獄中感受，王壽很幽默地說要感謝管教所三年來的照顧，因為像他這樣經商又傳道的人，天天在外奔波，要不是到了管教所，說不定已被車撞死。而且管教所裡有吃有住，還有憲兵守衛，當大官也不過如此。王壽出獄後，致力結交達官權貴，特別是大力巴結對一貫道合法化操有生殺大權、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社會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蕭天贊，並發展他為一貫道徒，對日後一貫道合法化立下了汗馬功勞。
另一位一貫道領袖張培成則利用其擔任“中華民國道教協會”代理理事長的身份，徑自向“總統”蔣經國寫效忠陳情信。信中稱道蔣經國“有睿智與遠大之眼光，關愛吾宗教，實非常人所及”。自許一貫道是“唯一能糾正人心，重整固有道德，發揚我民族忠孝之精神，闡釋我儒家綱常倫理之文化思想而能身體力行者”，一貫道“不但信徒眾多，推展迅速，而且都能深明大義，愛國家，愛領袖，奉公守法，知恥尚義之外，又都樂善好施，尤有甚者，凡所信徒，無論本省籍或內地人士之間，絕無地域與省籍這隔閡觀念”，說一貫道已遠播海外，“對於僑胞之向心力及國民外交之影響力，不可謂之不大，亦絕非其他宗教團體所能辦到”。“為此仰吾賢明總統賜予垂察，准予一貫道公開立案”。張培成“披肝瀝膽以呈”，著實感動了蔣經國，已經成為一貫道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重要“內線”蕭天贊私下向王壽透露，蔣經國已在認真考慮一貫道解禁問題，要一貫道組線趕快向當局提出登記立案申請。於是台灣一貫道十三組十八個支線的領袖們很快聚會商議，擬以“中華聖教”名義向當局提出立案申請。但此一設想未能如願，因為被早已分裂出去的一貫道另一派別搶先提出登記而鬧“雙胞”，致使這次註冊申請胎死腹中。王壽等人又急於註冊登記，於是再度以一貫道名義向當局提出立案申請，但問題已被“雙胞案”弄複雜了，當局沒有批准王壽的註冊申請。
二是全力介入選舉，利用選票討好執政的國民黨。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台灣政壇的選舉越來越多，國民黨為了贏得各級選舉，全力保住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就必須花大力氣開拓票源。一貫道人多勢眾，組線性強，領導人威信高，宗教領袖以道的名義一聲號令，選票就源源不斷，這是誰都想要的大票倉。而一貫道又急於脫去邪教帽子，急於合法化，也不能不有求於和討好當權的國民黨。於是兩廂情願，相互利用，在當時台灣選舉場上演出了一出又一出大戲。說來很有諷刺性，從1971年開始，國民黨各黨部是通過負責取締一貫道的治安機構，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一貫道領袖去號召一貫道信徒，在台灣各項選舉中，支持國民黨提出的候選人。一貫道為了討好國民黨，也樂於在各種選舉中全力支持國民黨。如國民黨幾任臺北縣長候選人邵恩新、林豐正，桃園縣長候選人徐鴻志、吳伯雄，雲林縣長候選人廖泉裕，嘉義縣長候選人塗德琦等人，都是在一貫道大力支持下高票當選。在1983年“立法委員”選舉中，國民黨上層欽點、但國民黨臺北市基層黨部很反感而不願為其戮力輔選的林鈺祥，居然在一貫道的全力支持下高票當選，讓該選區那些撒手不管的國民黨黨工們看傻了眼。時任國民黨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現任台灣當局“監察院長”的關中，當時就很感慨地說：“一個一貫道，抵得過三個區黨部。”據統計，這一年“立法委員”選舉，一貫道支持的國民黨候選人林鈺祥、高忠信、蕭天贊、王金平、廖福本、謝美惠、林永瑞和周書府等人全部當選。1986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一貫道再顯神威，不但把國民黨分派給一貫道輔選的13位候選人全數送上寶座，還一鼓作氣，讓分散各縣市將近20位國民黨中央未規劃的候選人當選，充分展現了一貫道的動員號召力和真正實力，也說明一貫道為了討好國民黨，促使一貫道早日實現合法化所傾注力量和賣命的程度，為日後一貫道得以登記註冊打下堅實牢固的基礎。
三是博得傳媒同情，為一貫道合法化製造輿論。
前文已述，一貫道傳入台灣前二、三十年，台灣媒體對一貫道很反感。報刊電台積極配合當局取締行動，不但經常捕風捉影地報道一貫道的負面新聞，而且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對一貫道進行冷嘲熱諷、嚴詞批判。一貫道領袖和信徒對此無可奈何，大環境下只能默默忍受。當然也有少數人不堪忍受嘲諷與批判，自費在報端刊登廣告進行辯解和反擊，如1963年3月13日，當時在一貫道內負責對外聯絡的張培成、陳文祥等領袖人物和自許為一貫道徒代表人物鄭邦卿等人，就不堪忍受此前幾天報刊連篇累牘批判攻擊一貫道，憤而聯名在各大報紙刊登啟示進行辯駁。但這一動作不但未消除誤解，反而引起當局更加嚴厲的取締行動。到了1979年，一貫道開始重視傳媒宣傳作用，如一貫道興毅組就利用自辦的刊物《佛光週刊》連載一貫道信徒蘇鳴東法官撰寫的《天道概論》，但招致高雄新聞主管當局勒令停載，為此興毅組領袖薛福三以該刊社長身份，刊登了一封題為《謹向蔣總統經國先生敬獻微言》的公開信，直接向台灣最高領導人請願和申訴。此時台灣社會已較過去昌明，當局並未追究甚麼。從目前史料看，台灣一貫道與媒體之間互動，至此也僅此而已。但也正是這位薛福三，似乎與其辦刊物有關係，他敏感地發現，要扭轉社會大眾對一貫道的不良印象，勢必通過傳媒進行正面宣傳才有收效。在與幾位元在當局部門任職的一貫道徒幾經商討之後，他們選擇了電視傳媒作為宣傳一貫道的突破口。因為電視是當時最先進的傳媒，有聲音，有畫面，容易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1983年9月，一貫道借為國民黨輔選之機，邀請國民黨創辦的、也是當時最有權威的“中國電視台”派記者深入台灣南北一貫道佛堂進行采訪，並在該台“新聞週刊九十分鐘”播出了15分鐘的現況采訪報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熱烈反響，此後又陸續播出長達42分鐘的第二集報道，影響更大。在節目編排上，以一貫道領袖辯駁佛教會和孔學會領導人的指控為主線，對長期以來社會上所傳一貫道裸體禮拜、斂財騙色、前人權威、發毒誓等問題，一一加以辯駁、還原和厘清。這是一貫道有史以來最正面、最成功的一次宣傳，標志著一貫道已開始與傳媒和解，也說明一貫道已認識到並開始重視傳媒的作用，對一貫道走向合法化起到輿論先導作用。
四是在執政黨和當局內部大力發展忠誠信徒，關鍵時刻發揮重要作用。
一貫道一向善於在權貴中發展信徒。早在張天然時代，國民政府和汪精衛偽政權中，就有許多高官是一貫道信徒，如當過國民政府司法院長的居正、湖南省主席及內政部長何鍵、四川省政府秘書長孟廣彭、空軍少將甄中和、成都警備司令嚴嘯虎、軍閥龐了節、許堯卿；汪偽政權中的考試院長王揖唐、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褚民誼、財政部長兼警政部長周佛海、司法部長李聖五、社會部副部長彭年、軍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孫祥夫、中央稅警總團中將司令李麗久、南京市長周學昌、山東省教育廳長郝書暄等等，都是一貫道徒。道傳台灣後，雖然一貫道被打為邪教，但台灣當局高官中也不乏有一貫道徒，如蔣介石的參軍長劉士毅將軍就是一貫道信徒，張天然二夫人、“師母派”領袖孫素真自香港撤退到台灣，就是這位劉將軍以其“岳母”身份接來的。在一貫道合法化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的國民黨副秘書長陳水逢、廖福本、社工部主委蕭天贊、組工會總幹事張明致等人，也都是忠誠的一貫道徒，在為爭取一貫道合法化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陳水逢，他是一貫道公開化過程中最關鍵的人物。也為一貫道合法化立下汗馬功勞的宋光宇就曾慨嘆：“如果沒有他以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的身份，出面協調各方面，一貫道至今能否取得在‘中華民國’的合法地位，並且可以公開地參與社會各種活動，可能還是一個未定之數”
當時陳水逢是國民黨刻意栽培的青年才俊，1968年從國外留學回台不久，即被任命為台灣省黨部書記長兼省政府委員，那時他才35歲，也正是這一年他加入了一貫道。後來又做過國民黨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中央黨部秘書處主任和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正是他就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期間，他上下奔波多方協調，鍥而不舍地找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馬樹禮、負責社會工作的副秘書長郭哲、社工會主任許大路、“內政部長”吳伯雄、“法務部長”李元簇、警備司令陳守山、“教育部長”李煥、“副總統”李登輝等等相關主管人物疏通，並請社工會部專門針對一貫道，部署全省21個縣市和兩個院轄市黨部進行一次普查，表示如果近20年來一貫道完全沒有不良記錄，就應該讓一貫道公開活動。
在此背景下，1984年12月26日，張培成、祁裕修、陳鴻珍、高金澄、王壽、林枝鄉等一貫道各組線領導人共同發起，在新店大香山慈音岩成立了一貫道各組線聯誼會，為日後成立一貫道總會作準備。1985年6月1日，張培成、祁裕修、陳鴻珍、薛福三、施慶星、高金澄、林枝鄉等七人在陳水逢協助下，聯名向“內政部”提出一貫道立案申請，但該部門答復“在宗教法沒有完成立法程式之前，有關宗教申請立案事宜，均未便核准立案”，一貫道申請立案行動再遭失敗。6月18日，台灣省議員洪性榮等人在省議會向省主席邱創煥質詢為甚麼不准一貫道合法登記，邱創煥表示在宗教法沒有完成立法之前，對某一個宗教團體或教派，是否准予設立，權責屬“中央”。當日“內政部”主管官員表示，在宗教法未立法之前，只要不違反“國策”及善良風俗，“政府”在政策上並未禁止其傳教活動，至於一貫道是否適用此一政策，仍需由“中央”有關單位繼續觀察一段時間後才能決定。
其實，當局遲遲不答應一貫道合法登記，症結在於警備部門。1986年，陳水逢又幾次正式分別向警備和內政部門陳情，希望兩單位就一貫道合法化問題予以答復。為進一步向當局施加壓力，逼迫國民黨盡快同意一貫道合法化，1987年1月9日，陳水逢授意其學生蕭瑞徵和林鈺祥出面，聯合王金平、廖福本、劉鬆藩、許勝發等40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會上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要求當局准予一貫道立案，合法傳道。在社會各界壓力下，2月11日，“行政院”正式同意解除對一貫道的禁令，至此，一貫道終於在台灣成為一個可以公開傳教的教派。3月8日，一貫道成立“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籌備會”，並正式向當局行文申請成立“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再經過大半年的糾葛，“內政部”終於於當年12月8日正式核准。1988年3月15日，“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正式成立。從1951年遭查禁到1988年正式建立合法的總會，一貫道為在台灣合法化的努力，整整花了37年的時間。
宗教信仰在台灣具有深厚的民眾基礎，台灣社會生活中呈現出濃厚的宗教氛圍。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台灣登記取得合法地位的宗教團體已超過250個，調查顯示，如果將數量龐大的民間神祗信仰者計算在內，全台灣20至70歲的成年人中，沒有信仰的只佔9%，其中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一貫道等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之前被台灣當局認可的12個宗教，信徒大約1200多萬人，佔台灣人口總數50%以上，一貫道正式信徒約100萬，是道教、佛教之後的第三大教門。
參考資料
“一貫道發展論：劫波之後從臺灣走向世界”，作者：丁乙，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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